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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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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子推的生平事迹及所表现出的品德情操，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影响之深远，主要体现于寒食、清明的民俗文化中；其精神之价值，则主要反映在历代史学家的评价和文人凭吊的诗文之中。后者属于当时社会的主流文化，在相当程度上吸收了民间文化，又引导着民间文化。
***早记述介子推事迹的史籍是春秋时期的《左传》。《左传》虽然对介子推并无大段评价文字，但对他的充分肯定和赞扬却体现于叙事之中、字里行间，此即所谓“微言大义”。《左传》******次******记述亦即******评价了介子推，而且为此后几千年对介子推的评价奠定了基调。《左传》以“介子推不言禄，禄亦弗及”这一历史事实为线索，在记述中凸显了介子推的精神境界，首要的核心思想就是爱国主义。“良臣择主而事”，介子推选择了辅佐重耳，从亡19年，历尽艰辛，他所体现的并不是当时社会里多数作臣子的那种一般意义上的“忠君”，而是同他所作出的“天未绝晋，必将有主”的判断和倾向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在晋国兴衰存亡的关键时期，既然“天心”亦即“民意”要延续晋国的香火，使之生存发展下去，那就必须也必将会选择和推出自己的******人物。晋献公九个儿子，只有重耳还健在；而“惠、怀（晋惠公、晋怀公）无亲”，对******、国人没有感情，“外内弃之”，已经被国人所抛弃，那么“主晋祀者，非君而谁？”由此可以明显看出，介子推“忠君”不是愚忠，而是出于对晋国的热爱；介子推“从亡”，更不是一般的“建功立业”之举，而是为了复兴晋国。正因为如此，所以介子推才不屑于功名利禄，才“不言禄”。这种崇高的爱国情怀，使介子推这个历史人物的高度，远远超出了一般杰出的历史人物。《左传》记述晋文公归国后赏从亡者，介子推认为狐偃等人“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下义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以处矣”介子推对他们深感失望，不愿同流合污，决定隐居，并且不远表白自己，以求彰显，也不同于一般的“清廉”和“有功不居”，而是基于一位爱国者的现实判断和清高气概。
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著作《庄子》和《吕氏春秋》中，也记述了介子推的事迹。《庄子·盗拓》篇中也说：“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后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这是现在所知***早出现在古籍中有关介子推“割股奉君”和“抱木而燔死”的记述。对介子推给以“至忠”的极高评价，但仅据其“割股”之事，未能如《左传》那样解释其爱国精神。所言文公之“背”、子推之“怒”，是指“禄弗及”，还是指政见不合，也不明确。《吕氏春秋·介立》篇，******次出现了后来所称的《龙蛇歌》，并说是介子推“不肯受赏，自为赋诗”，其歌词中以“四蛇从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桥死于中野”表明因羞于与争功邀宠之人为伍而不肯受赏的心迹，与后世所传不同。对介子推的归宿，只说他隐居山中，“终身不见（现）”。值得注意的是《吕氏春秋》提出，“以富贵有人易，以贫贱有人难”，文公出亡穷贱之时，“而介子推不去，有以有之也”；文公返国有万乘，“而介子推去之，无以有之也”。“能其难，不能其易，此文公所以不王也。”这段话虽稍隐晦，却告诉人们；重耳贫贱时能得到介子推，是因为他肩负复兴晋国的使命；重耳富贵时失去介子推，是他返国后的作为使介子推这样的志士失望，而这也是“文公所以不王”（没有成就更强大的王道之业）的根本原因。
在汉代史学名著《史记》的《晋世家》中，司马迁基本采用了《左传》的记述和评价，但对晋文公有所美化和开脱，说“文公修政，惠及百姓”，当时因周襄王告急，“未尽行赏”，因此“赏从亡者未至隐者介子推”。记述《龙蛇歌》的来历，则为“介子推从者怜之，悬书宫门”。记述晋文公环绵上山中而封之，号曰介山，落脚于晋文公“以志吾过，且旌善人”，以判定晋文公之“过”、表彰介子推之“善”（美德）作为结论，与《左传》一致。司马迁笔下的晋文公，有点与汉高祖刘邦相近，尽管他们有种种过错，但毕竟晋文公使晋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刘邦是汉代的开国皇帝，都还算得上是杰出人物。
两汉时期，是介子推的影响扩大到全国范围的重要时期。除《史记》之外，在韩婴的《韩诗外传》、刘向的《说苑》和《新序》、刘安的《淮南子》、戴德编注的《大戴礼》、蔡邕的《琴操》中，都见有记述、评价介子推的文字。《韩诗外传》中讲到，晋文公向介子推承认错误，是“寡人之过也”，并说一定要厚封。在此情况下，介子推说：“推闻君子之道，谒而得位，道士不居也；争而得财，廉士不受也”，又说：“为人臣而不见察于其君者，则不敢立于其朝。然推亦无索于天下也。”介子推已“无索于天下”，他并不以功名、权位、利禄为念，他对这些看得很淡，并无欲望，当然也不会有怨言。但从他所讲的君子之道看，似乎只是不屑于主动谒求权位、争名夺利，如果是君王主动封赏，则还是可“居”可“受”的。这似乎仍然是一种怨怼。既然“无索于天下”，何必在讲什么君子对待地位、财利的原则呢？细细体察介子推这番话，仍是对晋文公的一种劝谏，希望他明辨用人之道，为君之道，明察臣下，区分争功邀宠的功名利禄之人和不谒不争的清廉君子。至于介子推自己，已“无索于天下”，显示了一种更高的境界。介子推隐居介山后，文公求之不得，“为之避寝三月，号呼期年”，可见介子推的言行对他震动很大。《新序》对此记述与《韩诗外传》完全相同。
在《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中，记述了孔子和子贡的一段对话，把介子推与伯夷、叔齐及赵文子（赵武）进行了一番比较。伯夷、叔齐是商末孤竹君之二子，二人都不愿受禄位，又反对周武王伐商，逃到首阳山，不食周粟而死。赵文子即赵武，春秋时赵朔之子，晋景公讨灭赵氏，他随其母庄姬（晋成公之女）畜养于公宫，后被继立为赵氏的后嗣，后来任上军之将，直到执晋国政。孔子认为，伯夷、叔齐的行为表现了一种“不克不忌，不念旧恶”的态度；赵文子的经历则表现了他“畏天而敬人，服义而行信，孝于父母，恭于兄弟，从善而教不道”的思想品德。伯夷、叔齐是一种合乎中庸的、超然物外的态度。赵文子是一个******符合儒家之礼即儒家道德规范的人物。而介子推的特点和可贵之处，则在于“易行以俟天命，居下位而不援其上，观四方也不忘其亲”，是一位既务实、又清醒，既看大局，又尽孝道，不卑不亢，不落流俗的高士，这种风范令人仰慕，但即便追随其后也难以学到。汉代是独尊儒术的时代，戴德是西汉今文《礼》学“大戴学”的开创者，他在《大戴礼》中选录了孔子这段论述，当然也代表了汉代人士的看法。
自三国两晋南北朝，至唐、宋、元、明、清，介子推之名在历朝历代的史籍和其他著作中不断出现。但其内容已不像先秦两汉时期那样重在记述介子推的生平事迹，更多的是记述对介子推的纪念、祭祀及相关民俗。如西晋司马彪的《续汉书.郡国志》，东晋袁崧的《后汉书.郡国志》、陆翙的《邺中记》，南朝宋范晔的《后汉书.郡国志》、刘敬叔的《异苑》、梁宗懔的《荆楚岁时记》，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郦道元的《水经注》，唐房玄龄的《晋书.石勒载记》，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洪迈的《容斋随笔》、周密的《癸酉杂识》、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等著作，以及唐杜佑所编《通典》、宋王溥所编《唐会要》、宋李昉等所编《太平御览》、清张英等所编《渊鉴类函》等典章制度书籍和类书，有的记述介子推的纪念地绵山、绵上、介休和介子祠，有的记述寒食节的沿革和各种民俗活动，有的记述清明节盛况，有的记述伐木制屐的古典和“足下”之称的来由。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记述：“于今介山林木，遥望尽黑，如火烧状；又有抱树之形。世世祠祀，颇有神验。百姓哀之，忌日为之断火，煮醴酪而食之，名曰‘寒食’盖清明前一日是也。中国流行，遂为常俗。”社会上对介子推“世世祠祀”，寒食节“遂为常俗”，可见介子推这个人物长期以来被人们所推崇，早已深入人心，扎根民间。
两汉以后，特别是明清以来，有不少学者对介子推的事迹进行了思考和考据，对介子推的研究和评价有所深化。宋神宗诏封介子推为洁惠侯时，对他以“忠廉自信之士”的评价。元代重修灵石神林介庙的碑记，说介子推有“辞禄去乱之洁”，为“忠孝自信之士”，因此“有功于世教，亦昭昭乎万世之上”，与宋代官方评价相近。此碑碑文为曾任洪洞山长的一位文人所撰，在碑文中还肯定晋文公“用尚其节，封以绵上田，且志过旌善，盖亦贤矣”。到明代，人们对史传中的一些情节提出疑问，如明代万历间沁州太守俞汝为，亲自到绵山访介子推遗事，认为介子推在绵山“有伏而藏矣，不然则遁而走矣。纵不爱身以博高名，何忍抱其母投之烈焰中？此非人情，不可信”。然而史传中却又如此记述，又有什么依据呢？俞汝为认为，这是上了晋文公的政治权谋的当。他认为，介子推与晋文公周旋患难十九年，“必于隐者窥晋文之素也”，对晋文公的隐私和本质看得很透彻了，“禄弗及可以去矣，去之惟恐不远，入山惟恐不深”，而晋文公到绵山访求介子推，“非本心也”，只不过对悬书“五蛇歌”难以解释，只能设法掩盖，“岂不知亡者之必不返，而故及之；岂不知兹山之不可焚，而故令之；岂不知推之必不死，而故张大之”，晋文公这些作法都是为了“涂人耳目”，甚至连“禁火”、“封田”，也是“虚词宣令”，因此感叹说：“甚哉，晋文之谲也”。明代的另一位文人张煊则专从介子推之志立论，可与俞汝为之文互为补充。张煊认为，介子推之志，“有大难白于当世，而宁隐忍以没者”。他认为，介子推的大志，就是“仁义之心”，就是在周室既衰的形势下，辅佐晋文公复国，然后由晋国担当起“辅共主（周天子）”、“拨乱世而反之正”的大任。但在归国之前，晋文公的一些言行，已使介子推察知其“不过霸诸侯”；归国之后，更看出晋文公“必以仁义之陈为迂阔，而急功近名之为可信也”，特借“不赏功之名”而隐去。“禄弗及”只不过是借口，真正促使介子推归隐的原因是“道不同不相为谋”。这就揭示出介子推之志是一个更高层次的境界。张煊认为，“迄于今吊绵山之隐处，虽牧竖、樵夫，莫不怜其志，则介子生虽弗及禄，而已俎豆千秋也，又何必文公之旌哉！”介子推千秋万代活在人们心里，是不需要晋文公表彰的。清代学者陈廷球则既不同意把介子推看成伯夷、叔齐一类隐士，也不同意认为介子推是“计在匡王”，因晋文公急功近利、称霸诸侯而避去的“迂论”。他认为，在从亡19年中，以介子推之“耿直”，对晋文公“绳愆纠谬，多所牴牾”，主臣之间，心照不宣；文公“入主晋祀，显以不赏示其旨，此推所由斥”，是晋文公通过“不赏”先表明了对介子推斥退的态度。介子推也不是“矫廉鸣高者”，并非矫情、故作清高，而是很清醒明决地看到了晋文公的“居安忘危之意态”，“成功者退，见几明决，而能自行其志者也”，他隐于山林正是“自行其志”。至于晋文公，“始而负德，终而引愆，犹是英雄欺人之举也”。在这一点上，陈廷球和俞汝为的观点是一致的。这些文人官吏的论述，是联想到当时朝廷的现实状况和自己的******经验，有感而发的，并非单纯为了评价介子推，但他们不盲从《左传》、《史记》的记述，用自己的眼光和头脑去考察和思考历史，认为《左传》记述介子推与晋文公之事是“隐约其辞”，其中有“委词”（替晋文公开脱），也有“讽词”（委婉批评晋文公）。尽管对介子推归隐的原因看法不同，但明代人们对介子推的崇敬却有增无已。介休龙凤村《重修洁惠侯庙记》说，“忠、孝、清、烈，推实兼之”，又说：“汨罗之忠，首阳之清，四皓之高，子陵之节，之推可谓兼而有之矣”。碑文还引用了孔子所说的“求仁得仁有何怨”和“志士仁人”，说“之推可谓两得之矣”。这一评价，远远超过了宋神宗所作的“忠廉自信之士”的评价，也超过了元代神林介庙碑所作的“忠孝自信之士”的评价。
清代是考据学勃兴的时期。清初******学者顾炎武曾游山西，并在晋中、晋南居住了不短的一段时间。其在介休驻留期间还写下了“介君祠庙在，风义夐难攀”的名言。在他的名著《日知录》中，对绵上、寒食节和介子推的事迹都作过认真的考据。他认为《左传》、《吕氏春秋》及《史记》均未记割股、燔山之事，“为得其实”。“今当据左氏为据，割股、燔山，理之所无，皆不可信。”他还特别指出，“立枯”之说始自屈原，燔死之说始自《庄子》，这两种说法的客观效果是使介子推这个人物“瑰奇之行彰，而廉靖之心没矣”，具有传奇色彩的行为彰显出来了，其廉靖之心即精神境界反倒显得不突出了。这种观点，也代表了一部分务实的知识分子的看法。
监制/梁斌 主编/李顺利
编辑/吴旭红、吴元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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