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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采风
笔者按：为了弄清楚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高粱，我很侥幸，已经有三次重要发现：******次是发现了我国现代的野生高粱；第二次是发现了野生高粱的“胚轴延伸体”（其他人称为“根茎”“中胚轴”）；第三次发现我国古籍里早有野生高粱“稗”的记载，而且进一步证明“稷”根本不可能是粟，而是高粱。但，这项研究成果要想得到某些专家的承认，恐怕难于上青天！不过，我坚信真理不会缺席，我的研究成果，早晚会被历史做出公正的裁判！
我每每要想成功某件事，总有“天助我也”。不过，这次不是“天助”而是“人助”。正当我对野生高粱的试验搞完了，文章无处投寄之时，“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2020年9月，有人赠送给我女儿樊安梅一套《明清稷山县志》合订本。而这套县志就成为我破解我国高粱难题的钥匙！ 这套县志的编纂委员会名誉主任是：县委书记廉广锋；主任是：副书记、县长吴宣。2018年8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2021年9月22日，我给县委书记吴宣、县长王润写了一封公开信，在信里比较******阐述了我对稷和后稷的研究经过以及对后稷研究的5条意见。信中对吴宣书记说：
吴书记：我看到这套县志编委会的“主任”正是您，那时您是副书记、县长。恰恰是这套县志使我弄清了“稷是高粱，不是粟”。我国古代不但有高粱，而且野生高粱更早、更多！正是这本乾隆县志的一句错话，使你们为稷山人民及其后人，立了大功！不知你们对此如何看待，我想你们编印这套县志的目的就是让人们“以史为鉴”的吧？古人说错了的话，如果我们今人不能给予纠正，那将贻害无穷！会把后稷研究引向邪路！它已经给我县后稷研究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尽管当时稷山县遇到60年不遇的特大洪灾，县上领导全力以赴在抗洪，他们还是在百忙中看了我的信，并由后稷研究会委员杨继红给我传达了领导的意见：
“樊老师，早上好！感谢您多年来致力于后稷文化的发展和努力！您老寄给吴宣书记和王润县长的信，领导们非常重视，并转发给有关部门和负责人！县委副书记王德谋责成我与您联系，并转告您县领导对您表示衷心的感谢！您的研究与建议对于振兴发展后稷文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祝福您健康长寿幸福快乐！”
我是稷山人，自然对“稷”是什么***敏感。看到这套合订本后，自然要看看历代县志上对“稷”是怎么说法。先看了明万历版和清康熙版，都是把“粟”与“稷”作为两种谷物，粟排名******，稷列第四；再查乾隆版却改了版，在前5种谷物“稷、黍、稻、麦与大麦”的开头都冠以“尔雅翼”三字；而把高粱排在第6位，没有“尔雅翼”。而“稷”的释文是：“稷：《爾雅翼》稷百榖之長也，今俗直名之曰榖，脱殻則爲粟米，亦曰小米。” 按这种说法，就是稷即粟！此后的嘉庆版及同治版，完全雷同，一字不差地抄袭了乾隆版（见图1）。
一、两本古籍彻底破解了“稷是高粱不是粟”之难题
此前，我连“尔雅翼”是什么都不知道，更不可能知道罗愿是谁。幸亏现在有电脑和手机。结果一查，才发现原来是乾隆版县志的编者闹了乌龙！他们打着“尔雅翼”的旗号，把自己的“私货”强加给了罗愿。读者不妨自己查。《尔雅翼》是清代《四库全书》钦定重要经典著作，我认为是我国******部“动植物学”专著。共有32卷，其卷一介绍了“黍稷稻粱麦”等11种主要粮食作物，如果把每一物种都做为一章，“稷在第2章”。
县志中的“稷”共27个字，除了“稷谷之长”4个字与《尔雅翼》相同，其余没有半个字相同！更没有什么“粟”“小米”!我仅把《尔雅翼》“稷”的******自然段抄录如下：
稷者五谷之长。故，陶唐之世名农官为后稷，其祀五谷之神与社相配。亦以稷为名，以为五谷不可徧（遍）祭，祭其长。以该之稷所以为五谷长者，以其中央之谷，月令中央土，食稷与牛，五行土为尊，故五谷稷为长。
罗愿说的“稷”分明就是高粱，跟“粟”毛也不占。“稷者五谷之长”，并非罗愿的话，而是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里给“稷”所下的定义。而乾隆县志上写成“百谷之长”。
我对乾隆版县志的编纂者这种篡改别人著作的做法很不赞成。不管他们是什么意图，是从哪里抄来的。他们若同意《尔雅翼》的观点，就应该从其原文中摘抄；不同意，可以不挂“尔雅翼”之名。这种文风、学风都不是我们今天应该提倡和效法的。不过，我还是要感谢乾隆版县志的编纂者，如果不是他们弄错了，我就永远破解不了这个难题。
这段话里的“稷”有两个意思，一是指尧帝时的农官后稷，也就是“五谷之神”；一个就是五谷中的代表“中央之谷”。当然，某些人认为“中央之谷”是粟，不是高粱。那也无妨，随他怎么说。罗愿在“稷”的***后把一种野生植物“稗”作为附笔，我们再看罗氏对“稗”是怎么说的：
稗有二种，一黄白，一紫黑。紫黑者，芑（qǐ）有毛，北人呼为乌禾。今人不甚珍此，惟祠事用之。农家种之以备它谷不熟为粮耳。
当我看到这两种“稗”，立即联想到，***初我发现的野生高粱就是“一黄白，一紫黑”。它既然附在稷的后面，一定跟稷***相似。
我又想，既然《尔雅翼》里有，说不定其它古籍里也可能有。于是我又用电脑查“稗，紫黑，乌禾”，果然，一查就有，《本草纲目》的记载更详细：
“稗乃禾之卑贱者也，故字从卑。”“稗有二种，一种黄白色，一种紫黑色。紫黑者似芑有毛，北人呼为乌禾。”“稗处处野生，***能乱苗。其茎、叶、穗、粒并如黍稷。一斗可得米三升。故曰：五谷不熟，不如稗。”“梢头出扁穗，结籽如黍粒，茶褐色，味微苦，性温。以煮粥、炊饭、磨面食之皆宜。”
这是摘录，其药用部分省略。现在我想，只要是有一点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昧着良心说假话，不应该再坚持“稷是粟”了吧！如果稷是高粱，稗就是***像高粱的野生高粱；如果稷是粟，那稗只能是狗尾草。试问：狗尾草是“其茎、叶、穗、粒并如黍稷……结籽如黍粒，茶褐色”吗？能“煮粥、炊饭、磨面食之皆宜”吗？
我要感谢李时珍大夫，他不愧伟大的******学家，对每种******的观察细腻，一丝不苟，对稗的描述，字字真切！连它的形、态、色、香、味、温，还有用途都写得一清二楚！尤其是说它“处处野生”“***能乱苗”。“乱”的什么“苗”？就是“黍稷”。黍稷是什么？是高粱的一种俗称。
该书卷一至卷八为释草。在卷一，他只用了46几个字，把“稗”作为一种“准谷物”附于稷之后。谁知，刚写完初稿，在卷八里又看到罗把“稗”专辟一章，用了400余字，做了更详细的阐述。******句就是：“孟子曰：五谷者种之美者也。茍为不熟，不如稊（tì）稗。稊与稗二物也，皆有米而细小。”还提到另一位古人，就是道家的代表庄子的两句话：“道在稊稗”；“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太仓乎？”庄子的话是言其小，我没有引用。但也可以证明，稊与稗在几千年前早就存在！
“稊”与“稗”是两种相似的野草，罗在“卷八”里以“稗”代之。在这一章里还有这么一段重要的话：“稗，水旱无不熟之时。又特滋盛易得芜秽良田。亩得二三十斛，宜种之以备凶年。……武帝时令典农种之。一顷收二十斛。斛得米三升，大俭，可磨食之。盖稗遇水旱无不熟，而五谷则有熟不熟之时。”可见在汉代，稗相当多，连汉武帝都钦令各地的典农官（负责屯田的官员）垦荒屯田多种稗，“备战备荒为人民”！
《尔雅翼》在“粱”一章里专门讲粟。罗愿开宗明义：“粱今之粟类。古不以粟为谷之名，但米之有孚壳者皆称粟。”原来乾隆县志的编者移花接木，把“粱”的这句话嫁接到了“稷”上。“古不以粟为谷之名”是何意？我认为“粱”与“谷”是“粟”的俗称；“粟”是文言，即书面语。“今人以谷之***细而圆者为粟，则梁是其类内则曰饭黍稷稻粱。”这句话，我过去的理解不甚准确，现在重新解释：罗先生的意思是“谷”有广狭二意：狭义的谷单指“粟”；广义则泛指所有禾本科粮食作物“黍稷稻粱”。他还有一句“古无粟名，则是以粱统粟。今粟与粱功用亦无别，明非二物也。” 这句话就是说：古人口语不说“粟”，而是用“粱”通称。实际上，粟与粱的作用没有区别，就是一种东西。
从孟子到李时珍，都说：“五谷不熟，不如稗”。这是个普通常识。农作物是通过人工育成的栽培植物。它们福里生，福里长，就像富家子弟，既不抗旱，又不耐涝；而野生植物就像过去穷人家的孩子，有抗逆能力，无论水旱都能成熟。
到现在，我认为对野生高粱的鉴定，已经没有必要了。两位古人罗愿和李时珍已经做了非常精准的鉴定。尤其是李时珍大夫的诊断，可谓滴水不漏，恰到好处！
为什么我能发现《尔雅翼》和《本草纲目》里的稗，其他人都未能发现呢？这也只能用哲学术语“偶然性与必然性”“主观原因与客观原因”来解释：
我如果不是稷山人，不是正在钻研高粱和野高粱；你就是把这两本书给我看上一百遍，一千遍，我也不知道“稗”是什么，还以为它是稻田里跟稻子可以鱼目混珠的“稗子”呢！又加上就在关键时刻，使我接触到这套县志；而又恰巧乾隆版县志闹了个“乌龙”。更尤其是今天有电脑，可谓“百科全书”。正如古人说的“无巧不成书”！有志者事竟成！
二、赵利杰先生能做到“求实”，但未能做到“求是”
我的文章刚写完，偶然看到有一篇发表在2019年01期《古今农业》上的文章《原产还是外来：试论中国高粱的起源》，作者赵利杰。我一看摘要，又是“崇洋派”，就有点逆反心理，不屑一顾。***近详细地看了后，觉得赵先生与某些“崇洋派”完全不同。而且我也觉得过去我把关于高粱争议的人分为“崇洋派”与“本土派”有些偏激。实际上，那些主张高粱是粟的人群里，更多的人就像赵先生，并非崇洋，而是由于找不到中国古代有高粱的确切证据，以及受外来派的影响比较深等原因，***后还是滑到“外来派”去了。因此，我在出书时将把文章里的“两派”改为“原产派”与“外来派”。
限于篇幅，我只摘录他几句话，可以看出他跟那些顽固坚持中国古代无高粱者有本质的不同。
（一）赵先生承认是“难题”，“不可回避”，是正确的治学精神
让我们先看他的摘要：
中国是不是高粱的起源中心之一，是学术界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难题。也是研究中国高粱史不可回避的基础和重点。中国史前多处高粱遗存的发现以及中国高粱在形状上明显异于非洲、印度高粱的形状。本文通过对野生高粱，考古发现及文献记载，结论：中国的高粱是外来的，高粱不是中国原产的作物。
首先，赵先生承认这个问题是“长期争论不休的难题”，是“研究中国高粱史不可回避的基础和重点。”
但他的论证方法似乎不合逻辑。我不懂逻辑学，刚刚查看逻辑学的“三段论”，有“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比如在他的摘要里，把“难题”和“不可回避”视为“大前提”；把“史前多处高粱遗存的发现” 和“中国高粱在形状上明显异于非、印高粱”视为“小前提”，那***后的“结论”就应该是“中国的高粱是原产的”。为什么却得到相反的结论？
***后看他说：“但由于“中国起源说”没有更多的证据支持本身的论点，“非洲起源说”就成为主流观点。
如此看来，现在的所谓“主流观点”并非铁板一块，绝大多数人是随大流、人云亦云。就像赵先生，也觉得中国应该是“原产地之一”，就是因为没有找到令人信服的证据，因此，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考证，能找到有力的证据。如果他也能发现我国的《本草纲目》和《尔雅翼》里的稗，那赵利杰就是解破这个难题的******人！
（二）赵先生承认中国有野生高粱存在，且能秉笔直书，与我有共同语言
赵先生在“试论中国的野生高粱”一节中写道：
确实，中国是有野生高粱存在的，无论历史时期，还是现代都有相关的记载。例如，清代农书《马首农言》在记载五谷病时，提到一种叫做“鬼秫秫”的植物，作者解释为：“高粱结实不牢，触之即落。”这被许多学者认为是我国古代存在野生高粱的证据。民国学者蔡迩宾在考察河北省栽培高粱区时，发现一种野生高粱，又名“落蜀黍”，外形与高粱相同。只是籽实极易脱落，蔡迩宾认为可能是中国高粱的原种。在山西忻定盆地有一种被称为“风落茭”的恶性杂草，有很多特征特性与高粱相同。20世纪90年代，在北京房山县玉米地里发现有野高粱……
看来，赵利杰先生跟我几乎同时“发现”了野生高粱。不过，他是在书本上查到别人的发现；而我是在运城禹都公园里发现的。而且第二年（2019）《运城日报》记者赵卓菁在一则报道中引用了我的一句话：“我相信在我们晋南、渭南、豫北这个‘金三角’地区以及我国北方某些地方，不是‘可能’而是‘肯定’还有野生高粱存在。”结果第二天，原市人大副主任张博文先生，就在芮城县一条公路边；继而稷山县后稷研究会杨继红先生更是在传说后稷教民稼穑的小阳后坡村的旧院落里也发现了野生高粱。而且这两地野高粱的穗型与禹都公园明显不同。
我们的文章“同时”被发表，都是2019年01期。不过，赵先生是中科院自科所•中国科学院大学的不知是教授还是学生。这可能是他的硕士或博士论文，发表在*********期刊上（现在肯定不是学生）；而我只是一个退休的高中化学老师，发表在省级刊物上。他虽然是抄录了别人的发现，但并没有戴着有色眼镜对待这种“恶性杂草”（这是原文）。如果让某些屁股坐歪的“外来派”，他们不仅不愿意写，写出来也会把那几句粗体字给删掉，不能给予客观公正的记述。
由此看来，我国现代肯定有野生高粱存在，已经不是任何人能够否认的事实。
但很遗憾，我不得不说，赵先生搞得是“书斋式”的研究 ，没有亲自发现野生高粱的实物，他的思维还是受到外来派影响的局限；再加上他只能查到清代的《马首农言》和民国的蔡迩宾等的发现，没有找到《本草纲目》和《尔雅翼》。因此，他推测我国的野生高粱都是由外来的高粱“演化”来的：“******，栽培高粱在曾经或当时已经是当地的主要农作物，野生高粱出现的时间都比栽培高粱晚。第二，……籽实极易脱落，均可称为风落高粱。”
并由此得出两条不能自圆其说的“推论”：现代科学研究表明，这种风落高粱的产生可能有两种途径：一是栽培高粱演化而来，它是对人工选择的一种反选择的产物，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二是栽培高粱与野生高粱（自相矛盾）杂交而来。但无论如何，它们都不应视为栽培高粱的野生祖本。
（三）关于野生高粱的“落粒性”问题
我在《漫笔之二》里就说到了，现在复制在这里：
我要感谢刘先生（省农科院刘彦军所长）说的“成熟期落粒性”和那位专家的“风落高粱”对我的启示。由于他们的启示，我才领悟到这么一条道理：由种子繁殖的植物，凡是农作物都不易落粒，而野生植物***易落粒。这是人类通过几千年的人工驯化、定向选择的结果。比如小麦，假如一成熟，来不及收获都落了粒，那农民辛苦一年的心血就付之东流。农作物有人类给它们播种收获，娇生惯养，养尊处优，已经丧失了“生活自理”的能力；而野生植物谁管它们？它们一成熟就落粒，这正是它们的生存本能。
这个问题我***初也没有想到。其实过去的小学课本上就有，如：蒲公英种子成熟后就像一把把小伞，漫天飞舞；鬼针草、苍耳的种子粘连在人的裤子和动物的皮毛上……都是它们为了繁衍后代的本能。我***近拍了两张狗尾草和本地方言“板板草”的照片（图4），它们的穗子都不是同时落籽，而是先熟先落。为什么野草的这种特性人们从不怀疑，而野生高粱的种子易落就大惊小怪呢？我想，就是因为它们太像高粱了！人们不把它们当做野草看待。
（四）“它是对人工选择的一种反选择的产物” 极有可能是真理！
这句话我们的理解可能不同，但对我有启示。我在******篇文章里有这么一句：“农作物与它的祖本，绝不可能互逆”。当时我就是考虑到可能有人会认为野生高粱是从高粱“退化”来的。后来觉得这句话有矛盾。既然“不可能互逆”，就是说高粱变不成“野生”；“野生”也变不成高粱。那么高粱是怎么来的？我后来反复思考，百思不得其解。赵先生这句话使我茅塞顿开：高粱是人类按自己的意志，对野生高粱（稗）“人工选择”的产物；同时，野草不愿意听从人类的摆布，要按自己的“意志”生存，要“反选择”，也就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使它们更难驯化。我估计现在我们要把狗尾草和稗驯化成粟和稷（高粱）恐怕比古代难度大得多！我已风烛残年，赵先生肯定年轻，希望他对这个问题能进行更加深入地探讨和研究！
因此，我认为我发现我国古籍里的“稗”，就为支持“中国起源说”找到了***有力的证据，是对破解中国高粱史难题的颠覆性的发现！
我认为证据不在多少，关键是要“铁证”不要伪证！是“铁证”，不需要多，一条就可以否定一个伪命题；伪证再多，也不能把伪命题证明成真命题。我自信找到了稗是高粱的野生祖本的完整的证据链：现在用字母代表我先后发现三处关于稗的记载：A《尔雅翼》卷一的稗；B《本草》里的稗；C《尔雅翼》卷八的稗。有这3条，就足以证明中国肯定是高粱的原产地。下面让我来简单论证：
如果孤立地看待这3条，都会被那些外来派否定：只看A，他会说稗是狗尾草或谷莠子；只看B，他们会说是外来高粱演化的；只看C，他们说是古代已经消亡的野草。但，***能证明稗是野生高粱者，是B李时珍的一系列“金句”证言；但若对三者进行综合分析，都说“五谷不熟，不如稗”，肯定是同一植物；***后，仅C的“孟子曰：五谷……孰不熟，不如稊稗”，就把“外来说”给彻底推翻了！
还有一点，就是赵先生说：“考古出土的高粱遗存，不仅数量少而且真实性饱受争议”关于高粱考古发现少于、晚于粟的问题，我在“胚轴延伸体”一文里已经进行了论证。***近我查看了卫斯先生的两篇文章，我国史前粟的遗存就有44处，而高粱只有13处，而且算作“史前”的只有3处。本来***没有争议的万荣荆村，那正是后稷教民稼穑的地方。结果由于标本丢了，就被某些人弄出个“争议”来。就算荆村遗存“不存在”了，那卫斯从平陆县两座汉墓里挖出一碗碳化的高粱米，和高粱外稃，连普通群众都说的“草䵚黍”。现在卫斯是健在的考古专家，人证俱在；可是那些偏心的高粱研究者们却挂口不提，这是为什么？
对于大河村的遗存是什么，我认为是“稗”的种子。对于安志敏和刘莉们的观点，我是这样认为的：过去人们都不知道中国古代有一种植物叫做“稗”，他们对大河村遗存有怀疑不是错误，也算是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精神。真理有相对性。但我认为李璠坚持“高粱”是正确的；其他人怀疑也有道理。
关于粟与高粱考古发现多少、真伪的问题，我想举个很简单的例子：现在我国的金矿和铁矿哪个多？冶金与冶铁技术哪个高？金和铁哪个有价值？1毫克金也是金，10吨铁也不是金！
总的来说，赵利杰先生的文章能坚持客观求实的态度，已经是很难得的。人们常说要“实事求是”，这4个字说起来很容易，但要想做到就很难，需要许多因素。比如，他不是稷山人，对后稷不了解；接触不到乾隆版稷山县志，就不会去查《尔雅翼》。因此，这个历史任务只能由我来完成。
2021年12月13日
监制/梁斌 主编：李顺利 、贺晓云
编辑：吴元庚、程 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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